绪论：20世纪语文教育的回望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文退化”“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抢救国文”的呼声便不绝于耳。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语文教育情况始终不尽如人意，“语文程度低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语文界，语文教育面临困境，是不争的事实。

　　1942年，曾作为“肯定派”代表人物的叶圣陶先生承认：“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是成绩到底有没有。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

　　1995年，张志公先生写给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的信中坦承：“一个中学生，在接受了基础教育以后，还不能达到听、说、读、写的要求，中国人学自己的语文甚至比学外语还要难，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我们这些搞语文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全局性、长时间的困窘，是值得深思的。这一定是指导思想、教育范式出问题了。

　　指导思想、教育范式出问题了，阅读、写作教学，普遍不知道“为什么读”“为什么写”，“读什么”“写什么”“怎么读”“怎么写”便陷于盲目的境地，低效、无效、反效教学便不可避免。

　　第一章：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指导思想、教学范式批判

　　一、现代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应付生活”（应需论）“工具论”

　　叶圣陶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中说：“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型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

　　“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对这个问题，老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他（杜威）针对当时美国教育的弊端，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主张以儿童为中心、以个人直接经验为中心和以活动为中心，这种实用主义教育主张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教育和教育思想史上的新潮流，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且对旧中国的教育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应付生活”、“应需”的实用主义语文目的论代表了主流的语文教育思想。例如，语文界元老张志公先生说：“为什么要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什么要叫学生做作文？应当明确，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在普通教育阶段也不是为了培养作家，虽然并不排斥出作家。那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日常生活要用。”这种实用主义的认知已成为语文界的集体无意识。

　　人的言语活动，固然有“应付生活”的社会性需求，为了活着，为了工作，为了与他人交往，必须听和读，说和写。在文盲充斥的社会，能将民众教育成拥有一定文化，能用语言文字作为谋生应世的“工具”，使之摆脱愚昧，免遭愚弄，获得自尊，增强生存能力，改善生存处境，这自然是很了不起的事，这就是叶圣陶先生们的功绩，也是“应付生活论”“应需论”合理性所在。

　　言语活动除了应学习、工作、生活之需，获取基本的物质满足和应付日常社会交往外，还应有超功利的一面，如陶冶情性、发挥潜能、施展禀赋、张扬个性、培育心智、愉悦身心，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性选择，达成言语上的自我实现，等等。只注意到言语活动的生存性功能，忽略了它的存在性功能，这至少是一种片面。

　　人的言语活动是消极被动地“应付生活”“应实际生活之需”，使人仅仅作为社会人、物质人“生存着”、“活着”，还是积极能动地“表达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作为心灵丰盈、思想自由的言语人、精神人，诗意地创造着，自由地有意识地“存在着”，这是我与现代语文教育本体论的最主要的分歧。

　　当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的今天以至将来，来自物质上的生存压力相对减轻，人们的物质需求将逐渐淡化，精神需求逐渐成为强势需求，从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语言文字主要作为谋生应世的“工具”的属性，“应付生活”“应需”的社会性需求，势必将被主要作为发展人的智慧，抚慰人的心灵，丰富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品位和建构精神家园的理想所取代，为“自我实现”的存在性需求所取代。

　　数十年前，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讲到，物质匮乏是人与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对抗的根源。在今天，我们可以预言，精神匮乏将是人与人之间现在与未来的对抗的根源。张扬言语生命欲求、竞显言语生命智慧、构筑思想精神殿堂，将是未来人类的普遍的信仰。

　　语文教育，不应只指向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而应同时指向人的生命本体的人性、人心、人格的养育，顺应人的言语本性，发展人的言语天性，指向表现、创造、发展的言语人生、诗意人生。

　　总之，指向表现与存在。